本报北京7月5日电 (记者王美华)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7月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93岁，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2022年《国家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十四五”时期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比“十三五”时期要大。1962-1976年婴儿潮人口在未来5-10年进入老龄化。预计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60年的35%。
正文
谈及老龄化，现已成为当下全球普遍现象。而少子化，和长寿趋势将使得老龄化持续加深；而从长寿趋势看，中国平均寿命达约78岁，并在未来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方面，是老年抚养比的攀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养老负担，社会性的未富先老问题日渐突出。
1、中国养老金金融体系的现状和挑战
短短三十年，中国建立起了覆盖10亿人口、参保率超过90%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并保持养老金水平连续十七年上涨，但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对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提出更多挑战，需在顶层设计、部门协调、区域协调、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方面统筹推进。
1.1 养老金储备约13万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约10亿人，但养老金投资规模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2020年末，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合计9.99亿、参保率超过90%。总体来看，2021年我国养老金储备约13万亿元，养老金第一支柱加上全国社保基金占比近70%，第二支柱占比约30%，第三支柱仍在探索。
伴随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养老金维持收支平衡的压力较大。虽然目前的养老金收支体系正在发挥良好的养老保障功能，但随着老龄化加速到来，支取需求的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养老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收支缺口，威胁制度的可持续性。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将出现在2028年，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1.2 公共养老金占比70%，覆盖广，统筹层次低，替代率低
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参保人数约10亿。2021年9月参保人数47409万人，基金累计结存49485.5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16岁以上、在校学生意外、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资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国家补贴等构成，2021年9月底参保人数54734万人，基金累计结存10861.9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合计10.21亿、参保率超过90%。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级较低，增加协调成本。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分散在全国2000多个以县市为主的统筹单位之中，人口流出区域养老金收不抵支，需要靠中央调剂维持平衡；同时，县、市和省逐级收缴发放的模式和投资运营之间衔接存在困难，限制了市场化投资运营。提高统筹层次已经写入“十四五”，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目标2025年实现全国统筹。
我国养老金水平连续十八年上涨，但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仍不足。21世纪以来，我国养老金水平连续十八年上涨，由最初人均572元/月上升到3450元/月。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近年来却下降，全国平均或不足50%，而国际公认的比较适合的养老金替代率为70%~85%，我国较低的养老金水平离满足体面养老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1.3 私人养老金占比30%，覆盖率低，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足
私人养老金主要分为企业主导的第二支柱和个人主导的第三支柱，是公共养老金的重要补充。
我国第二支柱参与人数近7000万，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组成，覆盖率低，民营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截至2020年底，企业年金参与企业数为10.5万个，参与人数约2718万，积累基金约2.3万亿元。从行业看，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大多集中在能源、电力、铁路、交通等行业，且大约3/4为国有企业，民企占比很小。职业年金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及人员，截至2020年末参与人数约4235万人、基本实现全覆盖，金额约1.3万亿元。
我国第三支柱建设尚处起步阶段，尚未出台账户制。2018年，我国试点税延商业养老保险，所谓“税延”是指个人所得收入用于购买指定养老金融产品时，延缓缴纳个人所得税，到领取环节再收税的“税收延期制度”。但目前试点的税延商业养老保险2020年末规模仅4亿，该政策对仅缴纳3%税率和不缴税的中低收入人群存在负向激励，而对税率在10%及以上的中高收入人群吸引力不足。
私人养老金产品层面，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养老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从实践情况看，银行及理财子公司过去推出的养老储蓄存款、养老理财产品由于养老属性弱，受监管指导已全面取消。在基金业，截止2022年1月14日，我国已经成立178只养老目标基金（FOF），最新规模1157亿元。据不完全统计，户数突破332万户，但仅占总人口比重0.24%。同时，养老信托和养老保险整体上也没有形成规模。
1.4 养老金区域和城乡差距拉大
区域不平衡程度越发突出，呈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格局。从财政部公布的《2021年中央调剂基金缴拨差额情况表》来看，只有广东、北京、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在内的7个地区实现了对中央调剂基金的净贡献。此外，2021年中央调剂基金缴拨差额预算数均超过上年执行数100%，这意味着受补贴区域的养老金收不抵支情况越发严重，而养老金结余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养老金净贡献，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
城乡养老金差距值得关注，农村养老保险人均领取额每月不足200元。造成城乡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养老保险“双轨制”。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养老金缴费标准高，退休金水平高。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标准更低，主要依靠国家补贴。若要缩小城乡养老金差距，降低职工养老金待遇将引起不满，而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待遇，财政无法负担，因此短期内上述差距仍将存在。
1.5 养老金市场化投资运营程度较低，长期面临贬值压力
我国养老金投资总体比较保守，权益类资产欠配。2021年，人社部调整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目前实际占比可能在10%-20%左右。但从国际上看，据WillisTowersWatson统计，全球养老金资产最多的七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瑞士），权益投资占比达到43%。
养老金入市比例约20%，大量沉睡资金将跑输通胀。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委托投资到账金额1.05万亿元，入市资金体量不到20%，2016年12月-2020年年均投资收益率6.89%。没有入市的基本养老金只能投向国债和银行定期存款，将大幅跑输通胀。社保基金2020年投资收益率为15.84%，自2000年8月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8.51%。企业年金2020年投资收益率为10.31%，自2007年以来年均加权平均收益率为7.30%。
缺乏长周期考核机制，交易过程呈现“散户化”的倾向，不符合养老金长期投资的基本特点。一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甚至进行月度、周度排名。这种做法使投资短期化，极大削弱了长期资金的优势，在强大的考核和业绩压力下，一些机构“追涨杀跌”的短期行为仍较为普遍。
2、养老金制度国际经验：没有最好的模版，只有适合国情的制度
日本 GPIF 虽成立较晚，但目前规模最大。对比挪威GPFG、韩国NPS、日本GPIF、加拿大CPP，统计他们的管理机构成立时间（注：在此之前公共养老金也存在，但并非由现在机构进行专业管理，因此该时间可以看成各国专业管理公共养老金的时间），韩国进行专业管理的时间最早（1987 年），日本的 GPIF 成立最晚却规模最大，位列全球第二大公共养老金。从近 10 年规模增速来看，挪威与加拿大的基本养老金增速均在 12%左右，领先日本与韩国，而这种差异可能主要是由资产配置及业绩造成的。
近 10 年四个发达国家养老金规模占 GDP 的比重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养老金规模比 GDP 来看，挪威 GPFG 占比最高，早在 2010 年就已经达到了 GDP 的83.66%, 2020 年更是高达 350.97%；而 2020 年韩国 NPS，日本 GPIF 及加拿大 CPP占比分别为 43.13%、34.53%及 23.76%。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金规模与 GDP 的比值则较小，截至 2020 年末为 5.72%，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金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1 各国税收优惠，激励个人参与
近年来，第三支柱iDeCo逐步成为日本国民养老金储备的核心选择，这与日本社会的总体需求和日本国家针对iDeCo所推出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息息相关。
日本股票及投资信托等获取的分红、收益通常需要征收20%的资本利得税。iDeco账户的推出则为转入的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均实行免税，iDeCo可以为计划参与人节约一笔相当可观的税费，进而激励个人投资者参与积极性。NISA账户可享受个人资本利得税的高额减免，投资金融产品获得的投资收益前五年可免除20%的税收，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再比如美国，401（k）计划的主要优势在于EET税收优惠模式，即个人账户中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和实现的投资收益，当年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待雇员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再缴纳税费。401（k）计划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雇员的税负，同时还推动了美国企业年金计划的发展。
“纵观国际经验，税收优惠在推动养老金制度发展和增强参与度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鉴于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区别，不能简单将国外的经验照搬照抄。”
2.2 结合数字技术，完善养老金体系
在美国，投资者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随时查阅和管理他们的个人养老金组合。在日本，个人也可以独立管理他们的养老金账户。通过互联网和电子设备，投资人可以随时了解个人养老金投资组合的实时收益变化，并与自己的账户管理机构沟通。
数字技术工具极大改变投资的信息沟通方式，也使投资人对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加了解。中国在数字化应用方面领先于西方国家。通过数字化工具，可加强年轻一代对养老投资方面的意识和认识。
3、启示
3.1 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三大支柱边界与功能定位
针对第一支柱，做大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继续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同时保持适度的替代率水平，为第二、第三支柱发展提供空间。
针对第二支柱，对于企业年金探讨自动加入机制以及“合格默认投资工具”制度设计，探讨建立国家层面集合计划平台的可能性，鼓励中小企业参与。
针对第三支柱，加快推动个人养老金账户体系建设，明确界定合格金融产品的标准，进一步探讨打通第二、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的可行性，促进税收优惠、投资管理、缴费、账户记录和基金转移接续。
养老金管理涉及面广，目标多元，需要合理界定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责任，三大支柱形成差异化定位。这种差异化需要体现在强制与自愿、现收现付与积累制、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政策安排上。
3.2 养老金筹集与投资方面，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构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协同发展体系
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考虑将最低缴费年限提高至20年以上，并实行“早减晚增”的退休金领取政策。
完善二、三支柱税收政策。进一步放宽养老金等长期资金的权益比例。鼓励社保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养老金机构入市，提升资管机构专业能力，通过目标日期基金、目标风险基金等产品推动短期资金向长期资金的转变。
从全生命周期特征产品创新、适老化改造、整合资源打造“金融+”生态等方面加大个人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加强长寿风险研究，根据不同阶段的风险偏好、财富积累、收入现金流等特征，形成不同年龄客群的差异化、系统化产品组合。
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为养老金提供优质多元的投资标的与工具。一是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贯彻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为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积极创造条件。借鉴成熟市场经验，在把好入口、引入优质公司的同时，探索创新退市方式，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二是加快构建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股权市场体系。引导、鼓励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投早、投小、投新”，使更多资金流向研发周期长但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行业，为国内的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三是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稳步推出场内、场外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进一步丰富养老金机构风险对冲的手段，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3.3 养老产业层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推动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为养老机构运营提供风险保障；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以投资新建、参股、并购、租赁、托管等方式，积极兴办养老社区和养老服务机构，并推动各种社会养老资源的优化整合，提升专业化综合服务水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股权、债权、基金、资产支持计划、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多种形式，为养老服务企业及项目提供中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推动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加快制定老年用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利用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老龄产业。
3.4 养老模式层面，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多措并举推动适老化改造，增强老年人社会和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等项目，让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更加安心方便。对特殊困难老人家庭予以政策补贴，支持购买适老化用品和家庭适老化改造，让老人居家养老更安全。
结合信息科技的优势与力量，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一是智慧养老的产品研发要以老年人为中心，紧紧围绕养老服务难点、痛点、堵点，以实现照护失能老年人为标准，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目标，研发更多老年人“易上手”、“用得起”的智慧养老产品。二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将闲置的医疗及养老资源有机结合，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医养结合，既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又解决了老年人的医疗问题。三是加快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步伐。完善为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就业体系，增加掌握专业服务技能人才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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