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池记是谁写的(墨池记得作者是谁写的吗)-岑冲宠物

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宋史》

在唐宋散文八大家当中，曾巩是当代人了解不多的一位，关注他作品的人也很少。

他既没有流传千古的佳话，也少有世人皆知的名篇，为什么能够入选散文大家之列呢？

原书绪言说他的文章差不多都是“载道”之作，有“温醇典重，雍容平易”的风格。那么，怎样全面评价曾巩的人与文？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到底有怎样的特色？要走近曾巩和品读他的散文选，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曾巩的文章写于何时何地

曾巩（1019—1083）出生于一个书宦世家，他的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为官正直，素有文名。受良好家风文范的熏陶，曾巩“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学舍记》）。曾巩心中扎下了儒学的根，并立下了远志。但是，他在求仕路途上却历尽坎坷，18岁和24岁两次应举，皆落第。不过此时有两件幸事：一是与应试的青年士子王安石交友，二是以文拜谒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其文后大加赞赏：“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后来曾巩师从欧阳修，思想与文风都受到欧阳修的直接影响。

从25岁到38岁是曾巩人生道路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先是自己几年间重疾缠身，近乎丧命。其后父亲与长兄先后去世，家庭落入“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的窘况。面对逆境，他泰然处之，不坠青云之志，曾说：“吾之所任乎天与人者”（《南轩记》），“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学舍记》）。曾巩一面挑起了抚育九妹四弟的重担，一面“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他所忧虑的不是生活的清贫，而是“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学舍记》）。为此，他遍读群籍，坚守儒道，以“圣人旨意”去疑解弊，借事发论，写下了《墨池记》《学舍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等记类名篇。他虽是身处乡野的一介布衣，却关心庆历新政等国事，《上欧蔡书》《寄欧阳舍人书》《与孙司封书》均是申说自己政事见解的书信名作。经过生活的磨砺，随着学识修养的加深，他的作品逐渐褪去了少年时的锐气锋芒，变得成熟厚重起来。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主持科试，决心革除形式主义的不良文风，为平易自然的古文开辟道路。这一年，39岁的曾巩偕其弟辈及妹夫一门六人应试，同时及第，当年还有苏轼、苏辙等人中榜。因欧阳修举荐，曾巩入京充任馆阁校勘的官职。八年馆职期间，曾巩在从事编校书籍的工作过程中，注重总结历史兴废、是非得失的经验教训，写下了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一系列序文，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作品风格。

熙宁二年（1069），曾巩自请补外，从51岁到62岁，转宦七州，励精图治，所到之处，赈灾救民，兴修水利，肃清盗寇，教化民众，颇有政声。选文《送江任序》《襄州宜城县长渠记》《道山亭记》《越州赵公救菑记》《福州上执政书》等篇，可以说是他仕宦生活的真实记录，从中反映了曾巩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艺术表现方面也达到了纵笔自如、无意不达的地步。

曾巩在写给欧阳修的第一封信中曾说：世之“大贤者”，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曾巩一生践行此言，做到“口”“身”“书”三者归于“圣人之心”。他学养深厚，登儒典之堂奥，胸襟开阔，以济苍生为己任；既能修行自我，又能抚爱亲人，惠泽百姓。

从曾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见一位励精图治、安贫守道而有所成就的儒者形象。

二、曾巩的“儒道”思想

“儒道”就是儒家经典中所倡导和蕴含的思想文化。曾巩的作品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他认为孔子之后，唯孟子、荀子、扬雄、韩愈能以文章显“圣人之道”，撰文不仅关系到“圣人之道”泯灭与否，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刑法财力的大事。对于文与道的关系，他提出“畜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的观点，这与其师欧阳修“文与道俱”“道胜文至”的主张遥相呼应。

曾巩的文章，往往以“儒道”为准绳，评论古今成败得失、贤与不肖，他的目录序多是如此。例如《新序目录序》批评刘向未能明先王之道，而为众说所蒙蔽；《战国策目录序》指责刘向“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列女传目录序》贬斥后世学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等等。这些文章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与后来的道学家、理学家偏重修身养性、做足内在工夫不同，曾巩重视经世致用，关注社会现实。

他说：“君子之于道也，既得诸己，汲汲焉而务施之于外。”（《上欧蔡书》）他的散文“皆因事而发”，他的各类书、序、论、记，依据“儒道”，阐发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在他的文章里，多有针砭时弊、评论吏治、关心民生的内容，如《送江任序》《范贯之奏议集序》《越州赵公救菑记》等。在讨论历史问题时，可以吸取的观点不少，值得关注。

曾巩无疑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但读他的文章，必须明白他宗于六经、维护“儒道”的立场。他说：“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战国策目录序》）他一贯主张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对社会法度进行革新；他对非儒之说尚能取其优长，不失中正平和的儒者风度；他并不主张禁书，而是“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战国策目录序》）。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宣扬当时的“儒道”，与当时的政治联系过密，今天看来，其中一些仍有着时代的局限和思想的偏颇，是需要讨论的。

三、跟曾巩学如何写文章

曾巩认为：“非畜道德”，则不能做到“是且公”；其辞不工，则“世犹不传”（《寄欧阳舍人书》）。写文章应做到文道兼胜。他的散文在表述、布局、字句方面都很讲究章法。

第一，长于说理，叙议结合。

曾巩散文的表达方式是多样的，有描写景物的《拟岘台记》，也有叙事周详的《越州赵公救菑记》，但是曾氏写得最多、最为人称道的还是议论文。

曾巩的议论文依经立论，立意高远，在文中能娴熟引用经典文句或事例。例如《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全文没有写一句琴乐之悦耳，而从儒家提倡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角度开始谈起，引《论语》《尚书》论述“乐”的作用在于“救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文章颇有说服力。

他的很多作品因事作论，借题发挥。如《襄州宜城县长渠记》，由叙述宜城县令孙永率民治渠的事，引发至批评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踏实办事之行的工作作风。文中经常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例如《唐论》，由周成、康时代叙史至汉，品论汉文帝有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材不足；其后又叙史至唐，评议唐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把说理与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文章有起伏，避免了平铺直叙，达到了步步深入、层层递进的效果。

第二，谋篇布局，纡回曲折。

曾巩的散文在谋篇布局方面颇具匠心，他以事理为线索来布置文章的结构，做到事有前后，理有深浅，围绕一事一理，层层展开，使得文章的结构安排与文章的立意相得益彰。《墨池记》是曾巩流传最广的作品，也是他构思精妙的代表作。这篇文章首先简单明了地介绍墨池的位置、形状、来历；然后笔锋一转，写王羲之怡情山水的自在生活；接着笔锋再一转，说王羲之晚年书法非常精妙绝伦完全是“以精力自致”的结果，并非出于“天成”；其后，由学书法转到道德修养的主题上来，但却问而不答，就此打住；接着转到抚州教授王盛，推究请记的本意大概是担心埋没了王羲之墨池的盛名；最后，文章再次转到“勉学”的主旨上来，人有一个方面的专长就被后人崇尚如此，那么古代正人君子的高尚品德泽被后人，又会怎么样呢？以此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努力深造。整篇文章峰回路转，愈转愈深，跌宕起伏，精妙绝伦！

第三，敛气蓄势，发人深省。

曾巩的散文，除了像《与孙司封书》《抚州颜鲁公祠堂记》这种为伸张正义而语辞激昂的作品，平素感情很少外露，也少有抒情散文，即使是《祭欧阳少师文》《苏明允哀辞》这类祭悼文，也以叙述与议论为主。他喜欢将自己的情与理蕴积在文中，于平淡中见透辟，让人猛醒，引人深思。如《赠黎安二生序》反映的是当时古文与时文的一种斗争状况。“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作者以这种特殊的自嘲方式表达自己内心对世俗的愤懑和不平。文章最后说：“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表面上并没有明确指出二生该怎么选择，但是勉励其坚守古道之旨不言而喻。可谓意在言外，藏锋不露，足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第四，剪裁文句，言简意丰。

曾巩为文，简而有法，围绕议题裁剪材料，显得不蔓不枝。《越州赵公救菑记》详尽周密地记叙了赵抃救灾的全过程，内容虽然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叙述细密而有条理，文句简洁而不冗繁。

在遣词造句方面，曾巩承袭了欧阳修自然平易的做法，用字朴素平实，不加藻饰，但绝不是平庸无趣。他习惯用疑问句、感叹句婉曲达意。如《墨池记》段末：“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这里用“然”字陡地一转，行文看似口吻不定，实则仍从正面立说。最后，再用一个表示进层的句式：“况欲深造道德者邪？”以极其俭省的笔墨收束文段，力重千钧而意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