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是中华民族忠义精神的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
自宋元明清以来,历代王朝都把推崇、倡导关公忠义精神,作为教化民众、鼓舞人心、凝聚百姓、护国安民、抗击侵略、富商兴农、维持安定的重要治国法器。
关公忠义精神,是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精神力的集中体现。
凡一个民族的兴盛崛起,必然伴随着民族精神的兴盛崛起;凡一个民族的颓废衰落,必然伴随着民族精神的颓废衰落。
关公忠义精神的本质,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1800多年,在一次次地烽火硝烟、内忧外患中,发展形成的民族性格。
什么是忠?《说文》上说:“忠,敬也,尽心曰忠”。忠,由心而发,尽心尽责,不懈努力,具有强烈的责任和担当意识,这种德行才能称为“忠”。
东汉大儒马融有感于世间只流传孔子所写的《孝经》,而独缺《忠经》,因而系统总结春秋至东汉以来的忠德观念,作成《忠经》,使得忠孝的德行得以广济天下,“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弛于家”,家国一体,忠孝两全。
《忠经》说,忠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天地人之所覆载,莫大乎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鬼神,而况于人乎?善莫大于忠,恶莫大于不忠。
君子尽忠,是尽其心;小人尽忠,是尽其力。忠的核心在于“一其心”,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都会谨守初心,矢志不移。
《忠经》之成书时间,与关公的出生时间大体相近。所以关公也是《忠经》问世后,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忠”的道德践行者。关公忠心耿耿的人格操守,为忠的思想传播无疑做了最佳诠释。
什么是义?孔子在《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宜即适宜,即应不应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义的本质属性。东汉大儒董仲舒说:“义者,治我。”义是用来节制自己,并推己及人的道德基础。
义有三宜,一是道之宜,二是事之宜,三是理之宜。道之宜,是要求人行天地间,要遵循天道、遵循天地自然法则;事之宜,是要求人在社会中,立身行事要讲规矩、讲道义;理之宜,是要求人在生活中,日常行为要合乎义理,合乎道德。
“义”是一切道德的根基,也是关公精神具有普适性价值观的核心属性。关公的义,是春秋大义,也是全方位的义,其外延就包括忠义、仁义、礼义、节义、勇义、信义、侠义、公义、正义、道义等传统道德文化内涵。
关公忠义精神,是关公信仰和崇拜中最受百姓爱戴、推崇、效仿的首要精神闪光点。
明代刑部尚书顾璘在为明武宗敕修燕子矶关庙所作《庙记》中说:“天下之同尊曰义,人之大节曰忠。唯义通乎四海,唯忠贯乎百世”。
由此可见,关公忠义精神,可超越时空、地域、阶层的界限,放诸四海而皆准,传承百世而通行。在战争年代,关公忠义精神,是盾牌、是堡垒,是大刀、是长矛;在和平年代,关公忠义精神,是品质、是声誉,是情操、是脊梁。
站在新时代的风口浪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网络资讯光怪陆离,道德滑坡、诚信失范、信仰迷失,传统文明黯淡失色,外族列强虎视眈眈,当此之时,关公忠义精神就如巍峨耸立的参天巨擘,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屹立不倒。
关公忠义精神团结着海内外华人社会的万众一心,凝聚着华人同胞同心同德的共同价值追求。
新的时代赋予了关公忠义精神的新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中,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就是忠义;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清清白白、至诚奉公,就是忠义;在不同的人际交往中,正直坦诚、勇于担当,就是忠义。
传承、弘扬关公忠义精神,不在语言、不在包装、不在形式,而在内心、在行动、在知行合一。
古人把不懈于心,尽心任事,谓之忠义;今天的我们,更需要精诚团结、尽心竭智,把关公忠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传承、弘扬下去,为践行桃园结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宏伟誓愿,前赴后继地拿下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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